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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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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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
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
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
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
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
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
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
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
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
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
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
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
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
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
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
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
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
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
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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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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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
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
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
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
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
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
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
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
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
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
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
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
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
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
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
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
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
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
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
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
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
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
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
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
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
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
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
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
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
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
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
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
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
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
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
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
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
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
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
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
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
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
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
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
《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
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
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
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
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
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
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
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
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
·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
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
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
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
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
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
《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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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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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
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
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
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
“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
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
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
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
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
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
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
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
（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
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
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
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
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
《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
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
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
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
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
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
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
《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
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
《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
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
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
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
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
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
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
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
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
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
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
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
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
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
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
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
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
《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
《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
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
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
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
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
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
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
《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
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
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
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
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
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
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
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
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
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
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
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
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
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
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
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
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
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
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
可以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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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前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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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
《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
（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
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
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
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
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
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
《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
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
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
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
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
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
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
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
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
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
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
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
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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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后汉书》、《续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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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
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
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
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
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
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
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
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
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
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
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
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
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
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
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
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
“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
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
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
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
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
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
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
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
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
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
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
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
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
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
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
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
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
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
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
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
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
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
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
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
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
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
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
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
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
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
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
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
《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
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
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
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
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
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
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
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
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
《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
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
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
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
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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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后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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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
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
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
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
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
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
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
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
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
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
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
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
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
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
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
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
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
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
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
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
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
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
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
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
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
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
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
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
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
“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
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
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
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
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
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
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
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
《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
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
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
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
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
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
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
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
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
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
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
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
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
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
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
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
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
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
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
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
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
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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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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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
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
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
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
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
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
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
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
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
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
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
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
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
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
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
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
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
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
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
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
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
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
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
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
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
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
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
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
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
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
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
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
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
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
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
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
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
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
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
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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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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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
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
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
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
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
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
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
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
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
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
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
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
（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
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
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
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
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
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
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
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
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
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
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
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
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
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
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
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
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
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
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
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
《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
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
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
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
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
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
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
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
《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
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
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
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
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
《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
《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
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
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
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
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
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牴牾之处甚多。《晋书》在这一点上，一直受到讥评，清人
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
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
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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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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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
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
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
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
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
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
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
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
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
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
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
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
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
“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
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
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
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
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
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
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
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
《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
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
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
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
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
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
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
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
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
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
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
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
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
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
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
《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
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
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
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
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
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
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
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
（《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
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
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
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
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
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
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
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
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
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
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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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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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叙得法，有补益于世”
   《南齐书》原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北齐书》区别，才在书名前冠一“南”字。
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萧宝融
被废（502年）。全书原为60卷，《自序》一卷早已亡佚，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志11
卷、列传40卷。作者是南朝梁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南齐的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
子。齐亡时，他14岁。在梁朝，他因好学多才，而得梁武帝的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
徒主簿、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出生于齐武帝
永明六年（488年），病故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7年），享年60岁，因其恃才傲物，得
谥曰“骄”。
   萧子显才思敏捷，勤于著述，一生撰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
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和文集20卷等。
可惜，现存之作只有《南齐书》了。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江淹曾受齐明帝诏撰史，他写成了《齐史》十志。另
外沈约有《齐纪》20卷，吴均有《齐春秋》30卷，王逸有《齐典》5卷，熊襄有《齐典》
10卷。
   这些都给萧子显撰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取的撰述经验。
   梁武帝天监年间吴均要求撰写齐史，未获准许，萧子显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
经过几年的努力，书成上奏，武帝下诏付秘阁收藏。
   《南齐书》的史料比较真实可靠。书中的许多史事为作者所亲历目睹，是亲见亲闻
的第一手材料。齐梁嬗代，未经战乱，原始档案材料保存完好，萧子显撰史又得到政府
许可，所以他的文字材料是完整而又具权威性的。《南齐书》成书之时，南齐的遗臣大
多数都还健在，就是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是身历宋、齐、梁三朝的人物，这些人既可以
为撰史提供活的材料，又可以对《南齐书》的历史记载进行检验、鉴别。《南齐书》经
时人认可，才被作为国家典籍收存，可见它的历史记载是大致可靠的。
   书中对于生产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如《沈文季传》记载唐璘之领
导人民起义，揭示人民在残酷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斗争，资料珍贵。《竟陵文宣王子良
传》叙述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农业生产、阶级剥削等状况，
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中无《食货志》的缺憾。《张敬儿传》言及
镇压蛮人的情况，列传中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记载各民族事务，
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
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
《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
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
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
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
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
《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
《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
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
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
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
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
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
《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
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
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
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
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
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
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
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
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
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
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
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
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
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
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
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
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
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
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
《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
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
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
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
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
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
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
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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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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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
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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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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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
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
《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
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
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
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
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
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
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
《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
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
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
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
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
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
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
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
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
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
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
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
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
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
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
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
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
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
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
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
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
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
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
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
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
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
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
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
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
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
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
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
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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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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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
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
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
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
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
（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
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
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
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
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
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
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
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
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
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
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
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
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
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
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
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
（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
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
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
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
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
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
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
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
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
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
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
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
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
《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
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
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
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
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
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
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
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
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
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
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
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
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
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
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
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
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
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
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
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
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
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
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
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
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
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
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
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
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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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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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
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
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
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
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
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
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
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
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
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
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
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
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
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
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
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
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
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
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
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
《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
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
《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
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
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
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
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
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
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
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
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
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
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
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
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
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
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
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
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
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
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
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
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
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
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
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
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
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
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
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
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
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
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
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
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
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
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
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
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
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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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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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
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
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
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
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
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
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
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
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
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
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
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
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
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
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
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
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
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
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
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
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
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
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
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
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
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
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
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
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
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
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
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
《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
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
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
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
《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
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
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
“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
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
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
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
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
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
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
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
《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
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
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
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
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
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
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
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
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
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
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
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推八柱国家。可见门阀观念在作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周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
祖杜杲，在北国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为其它传。后梁傀儡皇帝萧詧被美化得
“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原因就在于他的孙子萧瑀是当朝宰相。今狐德棻还在书
中对自己的先人加以吹捧。这类问题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但《周书》表现得明显
一些。另外，《周书》在材料考订和编排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周书》流传到北宋初外已经残缺，大约有5卷全缺，有3卷缺少大半。现经后人辑
补，大致恢复了原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