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生活之美 转帖纽约时报文章

gunsmoke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3/18/c18hill/

我住在一间约为40平方米的零居室里。我睡在可折叠到墙上的床上。我有6件正装白衬衫。我有10只浅碗，用来装沙拉和主菜。当人们来共进晚餐时，我会拉出我的可伸缩餐桌。我连一张CD或DVD都没有，我所拥有的书籍也只是从前藏书的十分之一。

与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相比，我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当时，我卖了一家互联网初创企业，拿到了不少钱，我拥有一间大房子，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从电子产品到汽车，再到电器和小玩意儿。


不知何故，这些东西最终掌控了我的生活，或其大部；我消费的这些东西最终消耗了我。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30岁前在互联网行业挣到一大笔钱，但我与物质财产的关系可并非特例。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里，这里充斥着大型购物中心和24小时在线购物的机会。来自每一个社会经济背景的成员都可以把自己淹没在商品之中，而人们的确也会这么去做。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个，能让任何人更快乐。事实上的情况或许恰好相反。

就我个人来说，我花了15年时间、一场伟大的爱情和许多次旅游，才最终处理掉所有那些我曾收集的不必要的东西，从而以更少的物品，来体验一种更大、更好、更加富足的生活。

一切始于1998年的西雅图，当时我的伙伴和我卖掉了我们的互联网咨询公司Sitewerks，挣到了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作为一种庆祝方式，我在西雅图热门的国会山地区买了一栋世纪之交的、约330平方米的四层房屋，并且在一阵疯狂消费过程中，购买了一套崭新的组合沙发（我个人的第一套）、一幅300美元的眼镜和海量的小玩意，包括一台Audible.com的MobilePlayer（这是最早的数字音乐移动播放器之一）和一部发烧友级别的五碟CD播放器。当然，还有一辆配备了遥控启动器的黑色涡轮增压沃尔沃(Volvo)轿车！

我当时为Sitewerks的新母公司鲍恩公司(Bowne)努力工作，因而没有时间来买全我的房子所需的每件东西。所以我雇佣了一个叫塞文(Seven)的人来做我的个人采购员，他说自己曾是考特妮·洛夫(Courtney Love)的助手。他到出售家具、电器和电子产品的商店里，用宝丽来相机(Polaroid)拍下他觉得我可能会喜欢拿来填充屋子的东西，随后我会粗略浏览这些照片，并进行一场虚拟的购物狂潮。

我的成功及所买来的东西很快从新奇变成了寻常。很快，我对这一切就都麻木了。新款诺基亚(Nokia)手机无法令我兴奋或满足。我很快就开始感到疑惑，为何我在理论上有所升级的生活无法让我感觉更好一些，而且为何我会比以前感到更加焦虑。

我的生活变得不必要的复杂。有草坪需要割，有排水沟需要清理，有地板需要吸尘，有室友需要管理（让这么大的房子空着看似不正常），有汽车需要上保险、刷洗、加油、修理和登记，还要设置各种科技设备，并保持它们的运转。更有甚者，我必须让赛文忙起来。说句真心话，我居然雇了个个人采购员？我都变成什么人了？我的房子和我的东西成了我的新雇主，它们给了我一份自己从未申请过的工作。

之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在我们出售公司后不久，搬到了东海岸，来到鲍恩公司的纽约办公室工作，在这里我租了一间约180平方米的苏豪区跃层公寓，作为一名科技业企业家，这里是符合身份的住所。新的住所需要家具、家居用品、电子产品等，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

此外，因为这个地方是如此之大，我觉得有必要寻找室友，而这又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我仍旧拥有西雅图的住宅，于是我发现自己要考虑这两个家。当我最终决定留在纽约时，为了处理在西雅图的房子并清走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花了一大笔钱，并在数月时间里多次进行横跨美国之旅，这在当时让我非常头疼。

我明显是个幸运者，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在科技初创企业上赚到一大笔钱。但作为一个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多余物品的人，我可不是唯一一个。

在去年发布的一份名为《生活在21世纪的家中》的研究报告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研究者们观察了32个洛杉矶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发现所有母亲们在处理其拥有的物品时，压力荷尔蒙都会飙升。在研究中，有75%的家庭无法把车停入车库，因为那里堆满了各种东西。

我们对于物品的嗜好几乎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例如，住房的面积在过去60年里如气球般膨胀。1950年，在美国一所新住宅的平均尺寸约为90平方米；到了2010年，每所新住宅平均是约230平方米。而这些数据所展现的还不是全部情况。在1950年，在美国的每所住宅中平均居住3.37人；在2011年这一数字缩小到2.6人。这意味着，现在的个人平均住房面积是60年前的三倍多。

而明显的是，我们大尺寸的房屋并未给我们所有的财产提供足够空间，美国220亿美元的个人仓储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们存在箱子里储藏起来，并且搬来搬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美国人消费的大部分东西甚至都没有被装进箱子或存入仓库，它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垃圾箱。

例如，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报告称，美国人购买的食品中有40%都被丢进了垃圾箱。

巨大的消费量对全球、环境和社会产生了影响。至少在持续335个月内，全球平均气温超过了20世纪的平均水平。近期一份上交美国国会的报告中解释称，气温上升、海洋酸化，以及冰川和北极海冰的融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所引发的”。许多专家相信，消费主义及其所有产物，从自然资源开采到制造业再到废品处理，在把我们的星球推向崩溃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正如富士康(Foxconn)的案例和北京近期的雾霾恐慌向人们展示的那样，我们购买的许多廉价产品，都要依赖对海外劳工的剥削和宽松的环境法规。

那么，所有这些永无休止的消费，是否导致了明显的幸福增长呢？

在最近的研究中，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心理学家盖伦·V·博登豪森(Galen V. Bodenhausen)把消费和异常的反社会行为相联系。博登豪森教授发现，“不论个性如何，在消费心态被激活的情况下，人们的福祉中显示出同类的问题模式，包括负面情绪和与社会脱节”。尽管美国的消费活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而幸福指数却一直持平。

我并不知道，在我生活在苏豪区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在自己的公寓中收集的小玩意属于一种异常的反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我当时只是在随大流，开办一些从未真正启动的初创企业，然后我遇到了来自安道尔的美女奥尔加(Olga)，并跌入爱河。我与那些物品的关系迅速地瓦解了。

在她的护照过期后，我跟着她去了巴塞罗那，我们住在一间窄小的公寓中，心满意足且深深相爱，直到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留在西班牙。我们收拾了一些衣服，一些洗漱用品和几台笔记本电脑，就踏上了旅途。我们曾生活在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多伦多，以及其间的许多落脚点。

作为一名有强迫症的企业家，我的办公室就是我的太阳能背包，通过它我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并开办新的公司。我创建了一些空想改良派的公司，例如“我们乐于为您效劳”(We Are Happy to Serve You)，这家公司制造标志性的纽约市Anthora咖啡杯的陶瓷版本，这种杯子可被回收利用；以及TreeHugger.com，这是一个环境设计博客网站，我后来把它卖给了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我的生活充满了爱情、探险和我所关心的工作。我感到自由，且并不怀念那辆车、那些玩意儿和那房子；相反，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逃离了一份没有前途的工作。

和奥尔加之间的关系最终结束了，但我的生活不再是老样子了。我的生活变小了一些，旅行装备也少了些。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我试着让自己的旅行瘦身，合并一些旅行并购买碳补偿。除此以外，我的碳足迹比我之前的超大型生活减少了很多，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从直觉上，我们知道生活中最好的东西根本就不是某样东西，而人际关系、经历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是幸福生活的主题。

和任何人一样，我也喜欢物质上的东西。我在学校学习的是商品设计。我喜欢小玩意、衣服和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的经验显示出，在到了某个特定水平之后，物品会拥有一种排挤情感需求的趋势，而它们本应是用来支持后者的。

在曼谷街头与奥尔加漫步的一秒钟时间都要比我曾拥有的任何一件物品更加珍贵。物品常常在占据物理空间的同时，还会占据精神空间。

我仍旧是一名终身创业者，而我最近的项目是设计精巧构筑的小型房屋，这种住房可以支撑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破坏生活，比如我所居住的40平方米的空间。我设计的这类房间所包含的东西较少，使得房主更容易量入为出，并且减少他们的环境足迹。我的公寓可以舒适地睡下四个人；我常常与12个人一起共进晚餐。我的空间设计良好，价格低廉，而其功能可以达到普通生活空间的两倍。作为TreeHugger.com的创始人，我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浪费所需之外的资源而长夜安乐。我拥有的东西更少了，但我有了更多的享受。

我的空间很小，我的生活很大。

一望无际

天朝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并将长期处于这个阶段
贪大求全是我们毕生为之奋斗之目标
嗯哼

boy77

我们设想这样一种场景：
冠希哥情真意切发自肺腑的教育一帮十八九的农民工小伙子：
纵欲真的不好，要节制，要洁身自好，要注意养生，这事真没啥意思。看，我现在精神净化了，身体健康了。我健康，我快乐。

他说的对么？对，没错。
他是恳切的么？应当是。

那他是该被认可还是该被鸡蛋砸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