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逝去的翻译家们

永无止境

来源: 网易

2005年对于中国翻译界来说充满了悲哀，冯亦代、梅绍武、巴金还有吕同六纷纷辞世。在过去的几年里，逝世的翻译名家还有董乐山、萧乾、施咸荣……对于热爱国外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他们的辞世，实在是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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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浮华喧嚣的世界
是多么需要潜心研习的学者

冷玉沉音

精神永存,光照世间 [s:61]

永无止境

翻译家吕同六在北京逝世
2005-10-31 09:13:27　来源: 新京报(北京)　


67岁盛年早逝，意大利语文学翻译界失去领军人物

吕同六是荣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骑士勋章、爵士勋章和科学与文化金质奖章三大殊荣的惟一一位中国学者。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外国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国际文化书院院长，全国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等。译著有《莫拉维亚短篇小说选》、《葛兰西论文学》、《皮兰德娄戏剧集》等。



霄云路霞光里的一盏灯再不会在夜里燃到凌晨2、3点了，向国内传播意大利文学的开拓者吕同六先生于昨日15点零2分与世长辞，享年67岁。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他一直在与直肠癌搏斗。

今年9月13日，他再次住进北京市肿瘤医院，奈何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淋巴等身体的其他器官，昨日经过数小时的抢救之后，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他表现得很坚强，走得很安详。”吕同六的夫人蔡蓉说。

蔡蓉告诉记者，10月19日，吕同六在经历过了第二次大吐血之后，还向她口述了一篇5页纸的讲话稿，此稿是为2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第16届意大利文学研讨会而作。吕同六原本预备要出席并主持本次研讨会，因重病在床只好请女儿到座谈会上代读，但是身为意大利文学协会会长的吕同六仍然躺在病床上看过了协会每一个人的发言稿并为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他闭着眼睛说，我在一旁用笔记录，总共花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时间。在整整5页的、夹杂了中意两种语言的讲稿中，没有出现一个错误。”蔡蓉说。

蔡蓉说：“吕同六在2000年被检查出直肠癌的时候，他瞒了我10天。如果不是我赶回来在医院守了三天恳求主治大夫给他动手术的话，或许那一年他就要遭遇生命危险了。因为他的癌早已转移到肝脏，所以能挺过5年的时间已经是奇迹，打破了北京市肿瘤医院的纪录。”

吕同六的追悼会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举行，目前其家人与社科院工作人员正在安排出席追悼会的名单，时间也尚未确定。

■友朋追忆

张洁 我只能为他献上一朵花

他去世的消息让我觉得太伤心太难受了！最近一直都想着要打电话给他，但因为我也在生病就迟迟都没有打，我感到很后悔。他的病情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他都表现得很淡然，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离去。

我记得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在广播电台里听到人念他翻译的《墓碑》，真是太美了。我们认识之后便常常来往，我一直说要找他要这个录音的磁带。他是一个太好的人了！

他对介绍意大利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找我去与他一起编《卡尔维诺文集》时，我很意外，因为我并不懂意大利文。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不过是粗略地看看，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本来让他放在文集末尾，但他给放在了前头。后来，我们一起出席这套书的发布会，我在花瓶拿了一朵花，对他说：“我没有权利给你一个奖，表彰你对中意文化交流的贡献，我只能献上一朵花。

张洁 作家

陆建德 他永远保持体面的风度

作为意大利文学翻译家，他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去世太可惜了。就在他生病的这几年，他还在参与编书和做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最近在国家图书馆有一个“意大利文学中国译本书展”，展出了几位在介绍意大利文学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的照片，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现在社科院研究意大利文学的只剩下吴正仪一个人了，这是很令人担忧的事情。

我前两年见到吕同六时，还感觉他精力非常旺盛，永远都穿着一件西装外套，人显得很有精神。我所知道的是，5年内他一直在配合医生与病魔作斗争，但是他还是尽量保持很体面的风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陆建德 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

吴正仪 我们失去了一个领军人物

我们作意大利文学研究的人不多，有成就的人就更少。吕同六的去世可以说是让我们失去了一个领军人物。

现在的意大利语文学研究，翻译比从前好很多，因为学意大利语的人多了，很多学校都有意大利语专业，但是作文学研究的人很少，我们存在一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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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翻译家的巴金
2005-10-31 13:37:55　来源: 新京报(北京)　

在文学馆的大门口，有块花岗岩巨石，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巴老的两段话，其中有一句是：“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鲁迅曾把翻译家比做普罗米修斯，说翻译家把异域的文学作品译介给本国读者，就如同普罗米修斯把原属于天国的火种偷出来，送给人类。

因为火是启蒙的象征，它点燃的不仅有薪柴，还有智慧，它煮熟的不仅有动物的骨肉，还有人类的文明。

新文学，用梁实秋不无极端的话来说，是用汉语写的外国文学；因为新文学的主题、体裁、风格等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发轫并成型的，这跟外国文学的汉译具有亦步亦趋的关系。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同时是翻译家，鲁迅和巴金更是翻译大家。鲁迅一生创作的总字数约为700万，翻译的总字数接近于这个数字；巴金一生写了上千万字，译了数百万字。可见，翻译在他们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上的分量。当然，翻译（包括他们自己的和他人的）的意义当然不止于分量。翻译帮助他们获得了新的思想、新的手段和新的语感，使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开辟了一片葱茏而肥沃的新天地。

鲁迅和巴金都深谙外语，而且不仅一种，巴金掌握得相当好的外语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和世界语等。他们都曾在洋学堂里直接求学，在能直接阅读洋人的作品、吸收洋人的东西；但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在自己享受的同时，还不忘把精美的外国文学美味转做成汉语菜肴，无私地输送给饥肠辘辘的中国的文学食客。他们认为，翻译同样具有呐喊、呼唤、示范、启蒙和革命的功能，可与创作同日而语。所以，他们亲自动手，牺牲宝贵的创作时间，翻译了大量作品。他们的翻译不仅与他们自己的创作血肉相连，而且，他们同时代的和后来的作家们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了解并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明成果。这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样的翻译初衷，在今天的翻译家中，是罕见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巴金那段话中的“新文学”改成“翻译”。巴金翻译的处女作是俄罗斯作家迦尔洵的小说《信号》，那时他只有18岁。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巴金首先掌握的外语是英语。但我发现，巴金翻译的英语原创作品，只有英国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著的《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和美国进步作家柏克曼著的《狱中记》等寥寥几部，这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去英国或美国去留学，而且是因为他关注的文学不在美国，而在欧洲和俄国。一开始他以为革命思想在法国，所以他选择去法国留学；但后来，很快，他就发现，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文学在苏联。在他还没有学俄语的时候，就用英语和法语转译了许多俄罗斯作品，他一生翻译最多的就是俄罗斯作品。如普式庚（即普希金等著的《叛逆者之歌》（诗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等、高尔基的《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屠格涅夫》和《草原集》、赫尔岑巨著的《往事与随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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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名家梅绍武先生逝世
2005-09-30 09:16:52　来源: 中新社　

　　著名文学翻译家、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先生因病于昨晚十点二十五分在此间北京肿瘤医院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梅绍武，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毕业。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梅兰芳纪念馆名誉馆长，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历任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据梅绍武夫人屠珍教授介绍，梅先生去年七月发现患有结肠癌，八月做完手术之后一切都还顺利，但是今年六月又复发，随后几乎一直在昏迷状态，其间也病危过多次但都挺了过来。“他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即使生病了也觉得自己还有无限精力，他常说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梅绍武翻译作品包括约卡伊·莫尔的长篇小说《一个匈牙利富豪》，《任性的凯琴姑娘———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选》和奥尼尔的剧本等。他翻译的阿瑟·米勒剧本《炼狱》在国内上演之后影响巨大。此外，他也是第一个介绍纳博科夫进入中国的人——尽管纳氏在西方被称为“小说之王”，但他的文字生僻难懂，故而在中国知名度不高。

　　屠珍教授说，梅先生今年打算要出几本书的。其中《梅兰芳的自述》和《福尔摩斯探案精选》已经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今年八月出版；目前正在整理当中的《梅绍武论文集》也将由社科院出版；《欧亨利短篇小说全集》和翻译纳博科夫作品的修订工作本来也都在进行中。

　　说到梅先生的后事，夫人屠珍表示非常希望将梅绍武埋葬在北京万花山梅兰芳墓的后面。而梅绍武的追悼会则暂定于十月十一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永无止境

名出版家、翻译家冯亦代辞世

2005年02月24日10:33:47北京青年报　陶澜 伦兵





　　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因病于昨日在北京去世。冯先生的女儿冯陶介绍说，去年秋天父亲的病情加重，由肺部感染引起其他脏器的衰竭。医生曾报过很多次病危，但他的生命非常顽强，每次都挺了过来。昨天，92岁的父亲昏迷着离去，没有太大痛苦。

　　■女儿冯陶：父亲让我们喜欢上文学

　　父亲住院大概有一年零十一个月。几年前住过半年医院，后来回家基本一直卧床，卧床时间长了，肺部感染，在2003年非典以前再次住进了医院。2003年11月父亲开始用呼吸机。用上呼吸机之后，父亲就不能说话了。之前，他还能说一些，但不太清楚，也比较简单。但是感情流露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病房里和护工说话，以为他睡觉了，说话没注意，说到他的老伴黄宗英回上海，他马上就把手伸到空中，像要抓住什么。我们吓坏了，就赶紧安慰他。这次病重之前，从他的眼睛里还能看到感情的流露。我去医院看他，叫他“爸爸”，他就把头转过来，看着我，但是没办法说话了，我想他心里是在想着什么的。高兴，就看着护工笑；护士来打针他不喜欢，就伸出手要打人。去年10月，黄宗英到医院看他，他也比较激动，监视仪显示心跳加快。他的散文是我们学不来的，非常清淡，好像是白描，但内涵丰富。我是学医的，不太会写东西，父亲让我们喜欢上文学，喜欢读书。

　　■漫画家丁聪：我是“护冯委员会”一员

　　我和冯亦代是1937年在香港认识的，到现在快70年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香港回到北京，先后都在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工作。我在《人民画报》当副总编，冯亦代分到外文出版社出版部当副主任。后来，因为历史原因，大家又没有联系了。直到1979年《读书》杂志筹备创办，我们又成为同事，经常为杂志编辑工作见面、讨论。冯亦代在《读书》上有个栏目叫“西书拾锦”，介绍国外的作家、作品，我给他介绍的外国作家画肖像。他这个人非常热心，喜欢帮助人，很温和。有一次我生病，住在北大医院，冯亦代的女儿在那个医院工作，知道了回去就和她妈妈说了。没想到我开了刀之后，他们就送了鸡汤来，第三天又送肘子汤。他行云流水的散文和丰富多彩的“海外书讯”受到广大读者的钟爱，他的为人受到同道的尊敬，他的健康受到圈内老朋友们的关爱。1982年他住院后回家休养，门上被强行挂了一幅苗子的手迹：“少读书，少用脑，少会客，少开会，少抽烟，多休息。”署名是“护冯委员会的苗子、郁风、吴祖光、丁聪”等老哥们儿。

　　 ■学者李辉：他耐着寂寞从事中西方文化沟通

　　冯亦代最早是个新闻家、出版家。上个世纪30年代抗战期间办英文的《中国作家》；而后又和郁风、徐迟等人在香港办文化刊物《耕耘》杂志，主编《电影与戏剧》杂志；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任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1979年参与创办《读书》杂志，成为一代老出版人。

　　冯亦代还是翻译家，最早翻译了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后来还翻译英国毛姆、美国辛格等人的作品。但翻译并不是他的主业，在我看来，他的重要贡献是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文章。特别是《读书》杂志创办之后，将近20年时间，他每期在《读书》上发表专栏文章，介绍西方文化、读书内容的文章。他的“西书拾锦”成为中国读书界一大书评品牌，文章信息量大且很及时，对大家了解西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到他家去，能看见他家堆着董鼎山及其他朋友从美国、英国寄来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他觉得有意思的就翻译、编写后，发在《读书》上。

　　这种工作实际上是很寂寞的，而且费力不讨好。看很多资料，写的是两三千字的小文章。但那些短小的文章，对《读书》的读者来讲，却大开了眼界。他耐得住寂寞，痴迷于中西方文化沟通。有的时候，我去找他聊天，他会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过了好几天想到一个恰当的词语表述英文词汇的那种快乐，真是无法形容。他把浪漫的文人的气质、严谨的翻译、寂寞的书评介绍糅合在一起。

　　■《读书》编辑吴彬：冯老请我们作序

　　冯老是一个少有的大好人。对于我们晚辈，当年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工作中总会有胆怯。而在那些老先生和大学问家面前，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工作中能够有多少创造性。也是面对我们这些晚辈，冯老鼓励我们的方式就不一样。他看到我们有一点可以发扬的地方就毫无保留地夸奖，让我们感到一种温暖和放松。当时冯老自己出书，请人写序，他周围无论是同辈人还是学者有那么多的名人可以找，但是他偏偏请我们为他的书写序。有了他这样的关怀，使我们在他面前毫无负担，甚至敢于胡说八道，因为我们心里十分清楚，他是实实在在关心晚辈。

　　■萧乾夫人文洁若：他待人宽厚，不说假话

　　他待人宽厚，从不说假话，人品文品都很好，也很守信用。我与他早年间有一次接触印象很深，当时单位反右开冯亦代的批判会，因为萧乾也被打成右派，所以在我去参加批判会时当时的负责人就希望我回避，也就是那次我开始了解冯亦代，后来他和萧乾我们成了好朋友。冯亦代对作品中的文字看得很细致，包括对作品中“小水”和“小便”的译法的疑问，他都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是一个很直率的人。

　　■作家张抗抗：他就像一本书不停地打开翻动

　　冯老是一位特别善良、淡泊名利、一生勤奋的人。在我们近20年的来往中，我每次去冯老家都会看到他在读书，五六年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向我询问起当时比较流行的霍金的《时间简史》，其实我也没有啃完这本书。这么一个老人却要向我借这样一本很难啃的书，说明他在不停地读书。他读书后还尽力把自己嚼过的东西再返还给读者，他认为这是知识文化本能的责任。他多次脑梗，一次次被抢救过来。五年前一次生病，我们去看他，当时他说话都困难，急得直哭，然而就是那样还关心我写了什么书，还要看书。他在病中写过一篇文章叫《难我不倒》，也就是这四个字支撑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两三年前我们去看他，他还在读书，并很愿意与我们交流，他在不断地思考，对社会、对文化状态的忧虑也不时显露。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他就像一本书不停地打开翻动着，想到这儿就让我感到有些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