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史学

排骨鱼

多年闲看历史，写个简单的回顾，供史学同好参考批评：

20世纪的中国史学


中国是史学的故乡。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程度。但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传统史学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在19世纪末直到了自己的尽头。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此同时，历史学也开始了自身的嬗变与更生。

20世纪初是中国大多数现代科学的萌芽和草创时期，然而现代历史学与其他多数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同。她既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又背负着传统史学的沉重桎梏，还承载着剖析社会问题、探讨发展道路的经世使命。因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就异常纷繁和艰难。幸而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师群现、思潮涌动的杰出时代，大批卓越的历史学人和崭新的史学思潮涌现出来，参与到历史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命运和文化选择的大讨论之中。正是在这个世纪中，中国现代史学得以萌生、发展、成熟。

20世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世纪之初到五·四的“新史学”阶段，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中，魏源、龚自珍等倡导的经世之学促进了西北史地和外国史地等以“史学救国”为目的的研究，同时严复、梁启超等人对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等西方思想的翻译和宣传以及对笛卡尔、培根等的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推介，共同造成了新史学繁荣的局面。

第二阶段，从20年代到1949年，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成熟阶段。此阶段中，先是王国维、胡适等首倡的实证主义、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和傅斯年、陈寅恪等领军的“科学史学派”共同呼吁历史学应建成自然科学那样的严谨的实证科学，重视史料而轻视历史哲学，强调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重“求真”而轻“致用”。

对于上述实证主义各派重形式而轻理论的缺点，梁启超、何炳松、常乃德、朱谦之、雷海宗、钱穆等人进行了反驳，进而形成了“相对主义”流派。他们认为历史科学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强调历史学具有主观性，他们共倡历史哲学的价值，反对“有魄无魂”的历史，并强调在求真的同时要重视致用，强调史学的实用性。

从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开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并最早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郭沫若也较早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于1931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研究。到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共举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旗帜。

这一阶段，中国史学界对许多根本问题展开了争论，如：历史学的科学性、主观与客观、史料与理论、求真与致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后，中国史学界针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问题也进行了论战。此外，史学的各个领域也都获得了发展：20年代，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文献等新史料被大量发现，陈垣的宗教史、民族史研究也填补了空白；30年代，考古发现丰硕，北京人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纷纷出土，考古学家对殷墟也进行了大量发掘，邓初民、谢国桢、孟森、萧一山、周谷城等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大量出版；40年代，吕思勉、钱穆、陈恭禄、邓广铭、蒙思明、沈曾植、吴晗、郑鹤声、简又文、罗尔纲、王云五、金景芳、郑振铎、华岗、胡绳等史学家也有大量著作面世，内容涵盖了社会史、文化史、专门史、思想史、史学史和中共党史等新领域。

第三阶段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其间经历了17年的传播和成熟阶段、十年文革的摧残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逐渐走向健康发展的阶段。1949年到1966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并成为学术主流，但是时常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在此阶段中，历史学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占有着地位突出的地位，影响巨大，渐成“显学”，这有利于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研究和教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着研究问题过于集中，理论薄弱，方法单一并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等问题。此间点校出版了大量史学典籍，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胡绳等也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史学研究成果，世界史研究也得到了发展，林志纯、齐世荣、吴于廑、刘家和、罗荣渠、马克垚等世界史学家成果突出。十年文革期间，史学研究受到政治的巨大冲击，遭到了打击、压制和歪曲。1976年以后，史学也开始拨乱反正，对儒法斗争之类的影射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中国历史学也开始逐渐走向健康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打破禁区，重新研究思考曾受禁锢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国外先进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将中国史学带入了一个活跃、繁荣的新时期。

20世纪，我国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史学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史学研究者，其中杜维运、许冠三、严耕望、黄仁宇、姚从吾、康绿岛、余英时等比较突出。

炸酱面

感觉现在雷区还是太多

排骨鱼

有雷区才能显示出勇敢者和智慧者，呵呵

七碗茶

现在似乎缺少吕思勉、钱穆这样勤快又专注的人

炸酱面

有雷区才能显示出勇敢者和智慧者，呵呵
排骨鱼 发表于 2009-6-7 11:26

让我想起了罗家英的歌词："黑锅我来背,送死你去吧"

炸酱面

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

当今具有世界地位的中国史学，大致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往古的左丘明、司马迁到台湾的钱穆教授，这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派则是由十九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中国史学」。第一派在今日大陆、台湾都还有师承；第二派则为今日大陆所专有；第三派的主力还在海外，台湾也有一部分。

上述三派，长短互见，大家本可截长补短，融会贯通。不幸的是这三派之间，显然是隔阂甚大。简直有种各是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冷玉沉音

看来史学和排骨鱼,炸酱面关联很大啊

碧螺春

看来只有史学和排骨鱼,炸酱面能惊动主任大架呀！

排骨鱼

主任难得出山，荣幸啊~~~~

炸酱面说得很对，但目前已有渐成合流之势，总归，朝好的方向发展吧。

炸酱面

主任？很神秘的人物阿

感觉当今史学，对于中西方文化没有比较深的了解，对于经济学，统计学没有较高的素养，不容易开出大的局面。对于社会问题，如果只有文字证据，很难有说服力，必然要引用统计数字，但是引用统计数字的时候，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数据之间怎么样对比印证等等问题，都要仔细考虑）

比如: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数字,从3000多万到1000万,也有人说根本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众说纷纭,但是谁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数据从何而来,数据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审慎的设计和实施.才能获得所谓 scientific evidence ,不能说个"死者甚众",就算史学了.

孔子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个人感觉，史家当在“舍之则藏”下大功夫。所谓“舍之则藏”并非只是苟全性命于此世间，耐得住寂寞，更应当是“藏此世间于方寸之中”，愿与史学爱好者以此为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