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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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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3:55
标题: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又在何
种程度上以怎样的特点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人们为了认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为了
认识这些精神产品过去所产生的作用，以至于现今仍在产生的作用，曾力图从浩瀚无涯
的文献海洋中，列举出十几种、几十种以至上百种著作，以表明它们在广袤的空间和漫
长的时间中所具有的特殊的影响，从而增益智慧，明确抉择，启迪新的创造。尽管这种
以有限的列举比之于无限的存在，可谓沧海一粟，具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
人们渴求了解精神的历史、智慧的积累之愿望的一对形式。历史证明，人们对于这种愿
望的追求，是始终存在、持续不断的，可以说它本身也是精神的历史的一部分。
   本书的编撰，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它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上起先秦，
下迄清末，包含哲学、历史学、科学技术、医学、地理学、军事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
按照传统的文献分类，其中清初以前的著作，多出于经、史、子三大部类。中国历史悠
久，而其文明之发展又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史书作为这一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记录，在
100种著作中占了将近半数的位置，恰恰是上述特点的最有力的明证。
   综观其他各类著作，则不独反映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也显示了中国文明
内涵的丰富性，尽管它们还没有包含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和灿烂的文物文明在内，
但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从分类学的观点和历史传承的观点来看，这里所列举的100种著
作，要完全避免重复与交叉，显然是困难的。
   经文与注疏之间有这种情况，经与史之间有这种情况，独立的著作与合辑的著作之
间也有这种情况。它们或是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而反映着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并影
响着历史的进程；或是各从不同的方面对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种重复与交叉，却也反映出悠久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丰富的文明内涵中的联系性。
   这里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书，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如何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于这个问题作总体性的综合考察与阐述，远非本书所能胜任的。退而言之，即便是就
其中某一类著作来说明它们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困难的。本书编撰的目的，
是在对它们作简要评介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作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尽管本书是一本通
俗性和知识性读物，但它或许有利于读者增强这种评论和思考的兴趣，从而丰富和提高
对于中国历史上之精神产品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诚然，当我们说到这些书在很大程度
上反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文明发展内涵的丰富性时，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这种
综合评论的价值取向。但是，归根结蒂，这种综合价值具体体现，却又不在评论而在于
这些著作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举例来说，从《五经》、《九经》、《十一
经》、《十三经》及有关的注疏不断被确立为国学的过程中，从《三史》、《十七史》、
《二十四史》一再被确认为“正史”的过程中，从历代皇朝屡屡颁发各种农书、医书的
敕令中，从封建皇朝的不断发展和全国性地理书的反复编纂过程中，从思想家们对于天
与人、义与利、物与我、道与器、有与无、名教与自然、形与神、天理与人欲、心与物、
理与势等哲学范畴的长期论辩中，人们便有可能逐步估量到它们本身及其对于历史影响
的综合价值，并有可能从长阶段的历史发展上全面评论这个综合价值的得失。
   自秦汉以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人
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也确有其自身的必然性。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100种著作，尤
其是哲学著作和历史著作，曾经产生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每一位读者思考和研
究的。以史书为例，我们可以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中，看到它
们都记述了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多民族活动的史实；从《史记》、《汉书》以下，历代统
一皇朝的正史，是如何反映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面貌。我们还可以从《魏书》、
《周书》、《辽史》、《金史》中，看到分裂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皇朝的历史，同
样被庄严地列入正史；可以从《辽史》、《金史》、《元史》的记载中，看到《贞观政
要》、《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和经书，是如何受到重视而被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
古文以广为流传、诵习的事实，等等。这表明，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对中华民族发展
中的历史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书，作为思想和伦理的集中反映，对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三
年（1183年），“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
《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
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金世宗的认识和做法，足以
表明这种影响的深刻程度。字书，即所谓小学之书，主要是关于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专门
著作。这门学问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连续性和汉文化的扩散、
传播，有非常巨大的作用。《隋书·经籍志》小学类著录《鲜卑语》字书多种，《宋史
·艺文志》小学类著录《蕃汉语》一种，说明古代史家在文献著录上也并不仅限于汉语
言文字的专书，同样反映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辽史》所附《国语解》和《金史》
所附《金国语解》，也是这种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以上所举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的。本书所列举和评介的
100种著作，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带有共同性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言在书中，意在
书外吧。这100种书中，于1840年至1911年期间问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但也约略
反映了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强、寻求改革和革命之路所起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作用。
   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至少可以说在绝大多数的世纪里不是封闭的。自汉唐以下，
它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也不断向外扩散；这种扩散的积极后果之一，是推动了欧洲历史
走向近代化的历程，这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世界，不独是日
本，也包括被黑格尔一再赞颂的欧洲沿海国家。本世纪初，当中西文化交流浪潮兴起之
际，德国人利奇温于1923年出版了《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朱杰勤译，
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指出早在18世纪，中国文化已深深地影响着欧洲的年轻一代。
他认为本世纪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如何，这是欧洲史上东亚第二次在精神上与西
方的接触”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固有不少可议之处，但他是一个切切实实认识到中国文
化对欧洲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人。如果联系到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的兴起，我
们或许会进一步加深对于我们本民族文化即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这些话，似已
超出了本书主旨的范围，但确也是顺理成章，不得不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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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3:56
1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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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的阴阳八卦
   讲阴阳八卦学说的《周易》，究竟是一部什么书呢？有人说它是一部迷信的书，有
人说从哲学思想来看，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还有人说，从史籍来看，它是我国最早的
经典之一，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一部古代典籍。
   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客观情况和规律性缺
乏认识，因而产生宗教迷信。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
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人们是根据神灵的启示来判断吉凶的，而传达神灵启
示的手段是占卜。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卜逐渐成为一门专业，从事这门专业的人叫做“卜人”或
“筮者”。这些搬神弄鬼的卜人，把他们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书，以便翻检和传授。在夏
朝时已有《连山》，在商朝时已有《归藏》，在周朝时已有《周易》。从这方面来说，
《周易》是属于求神问卜的迷信书籍。
   但是，在《周易》这部书中，它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上的天文历算的成就，以及在
社会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复杂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周易》不仅
仅是一部宗教迷信书，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历算、地理、生
物、伦理、道德、哲学、政治、历史等诸多方面。它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如
简单性原则、相似性原则、循环原则以及稳定与不稳定、无穷演化的思想等等）。
   在哲学上，《周易》把人们在自然中经常接触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的八种物质，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其中又以天、地为最根本，其他六种是天地产
生的。所以说，《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所谓八卦，即是象征构成物质世界的八种成
分：天（乾A）、地（坤A）、雷（震A）、风（巽A）、水（坎A）、火（离A）、山（民
A）、泽（兑A）。其本源是所谓“一”，由“一”的自身的变化而发展为“八”，天、
地等八种东西相互矛盾相互排斥而产生宇宙万物。这就是说，由“一变”生“二”，
“二变”生“三”，“三变”成“八”，“八卦”发展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发展为
三百八十四爻。
   用物质性的东西来说明万物生成，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它用变化来观察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反相成，并认为某一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会
过渡到“物极必反”的对立中去，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于《周易》的辩证法，
郭沫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易》的出发点原是一
种辩证观。”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中指出：
   “从《易》的纯粹的思想上说，它之强调着变化而透辟地采取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确是一大进步。”
   “八卦”哲学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它比神学进步，但是，它还穿着神学的外
衣——藉占卜而表现。所以，一提起阴阳八卦，使人有玄妙神秘之感。
   《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
《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
为《易传》。现存的《周易》10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卦产生于何
时？易传为何人所作？至今仍众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
《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
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
翼也。”据司马迁所说，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古今学者一般都认为八卦哲学为
周人哲学是无可置疑。但是，对于《周易》的写作时代，仍然有不同看法。有西周初年
说，也有西周末年说，甚至有战国初年说。
   《易传》（又叫《十翼》，意思是《易传》十篇文字是“经”的羽翼）相传是孔子
所作。后人有的认为，不可能是孔子一人所作，有的认为，是战国时代儒家后学所作。
不论作者是谁，但在《易传》的作者看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序卦》），人直接地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应是统一的。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
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这就是说，在大自
然中，天（乾）、地（坤）与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
泽（兑）诸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的社会关系中父母与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
《易传》在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作出解释时，使用了“乾坤”、“阴阳”、“刚柔”等范
畴和命题。《易传》和《系辞》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所谓“穷”，就是事物发展到顶点，“变”就是由顶点向反面变化，“通”
就是变为反面之后又开始新的发展，“久”就是说明有这些变化过程之后才能长期存在
下去。这是发展了《易经》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到孔子时，《连山》和《归藏》均已亡佚，只剩下《周易》了。据说孔子晚年很喜
欢研究《周易》，由于他多次翻阅竹简，把串连着书简的皮带子弄坏了三次（“韦编三
绝”）。孔子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论语·述而》）就是说，让我多活几年，如果50岁时就学习《周易》，便可以
没有大过错了。司马迁也说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还把《易》作为教授学生的内容，“孔子传《易》于
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商瞿（字子木，鲁人）是孔子的高材生之一。
   在孔子看来，有一种本质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乾）一定在上，地（坤）一
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便形成了儒家政
治思想的基础。
   《周易》把“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如履卦九二爻辞：有“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这里所讲的“道”，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
“道”。“十翼”对于《周易》所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可以说是理解得很深
刻，发挥得很透彻的，超越了《周易》作者的水平。《系辞》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
道。”第十一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是说，“道”可以产生出阴和阳来。第
二章：“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是说，由阳和阴自己配合和相互配合，就进一步产生
出以乾象征天，以坤象征地等八种物体来。从而人事的是非得失，吉凶祸福，也都相伴
随而发生，相伴随而发展，以至天地之间的一切无不具备。
   《周易》提出了“道”，但没有展开对“道”的阐述，老子在《道德经》中加以阐
明，并发挥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周易》和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
谈辩证法的经典，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目前世界各国有不少人在谈《易》论《道》，
还有人认为，《周易》开创了世界数理哲学的先河；有人认为它是开创世界数学史上二
进位制的始祖。
   可见，玄妙而神秘的《周易》，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宝
藏，还有待于人们继续求索、挖掘，使它放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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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3:56
2　《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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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之数，人心之变”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
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绝
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
出的思想成就。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
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
亡佚），可供研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
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
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
第一位霸主。
   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范畴——天道与人情。
   《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
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
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
令》）天道与人情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
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
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
而然地成功。管仲学派还十分重视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书中提到了掌握时
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等等。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
这一思想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
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
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
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
而下的集权。这样，它既不同于儒家照搬成周宗法制的那种模式，又与法家的那种全是
军队编制的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在《管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小匡》等篇
中，都谈论过这种社会编制。
   《管子》的政治思想还体现在它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学派设想出一
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统治方术，而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这就
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
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
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根绳索断
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学派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
《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
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
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
   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
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
   我们应当看到，《管子》一书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它是不能达到
的。但是管仲学派作为刚兴起的封建制的设计者，确是颇费一番苦心，而提出了一种不
同于儒法两家的封建制的图式。这种图式在战国时期虽然是做不到，但这种礼法并用的
主张却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了。
   《管子》的政治及经济思想，还体现在它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主张上。齐国的
兴起，原是靠收买民心起家的。这样，齐国的封建统治者和靠宗室贵族势力起家的鲁国
与靠君权势力起家的秦国不同，因而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
重要意义。《管子》一书中所讲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思想，就是适应于齐国封建统
治的这一需要发展起来的。在管仲学派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
辩证关系，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为取”，就是说，给予就是取得，统治者推行的政策
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是具有
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从争取民心出发，管仲学派很注重耕战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认为“治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粮食
生产多了，才能国富兵强。同时，他们认为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张不
轻易发动战争。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在经济思想方面，还体现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轻重论。轻重论是管
仲首创的，后来的管商学派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他们主张国家积极
干预社会经济，把握左右经济形势的主动权。主张实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
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大量资财，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并实行利出一孔，使
每个人都根据其为国家所作贡献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汉武帝时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项
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轻重理论的具体体现。此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理财家如刘晏、王安石
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经济政策也都受了轻重理论的影响。因此，轻重论学派是我国宏观
经济管理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别之一。
   总之，《管子》是我们研究先秦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书籍，其内容是
丰富多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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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3:57
3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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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
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
也能变成福。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之一。关于老子其人、其书
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给他写的一个简单的传记来看，
他是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
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人们对他的称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
“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他的生卒年月不详。
   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
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年4月，周景王卒，大夫刘耿立王子
猛为悼王。王子朝杀悼王自立。晋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为敬王。这次内战达5年之久，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握的图书亦被带走。
于是，老子遂被罢免而归居。形势的变化，使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
转变，由守礼转向反礼。
   老子由于身受奴隶主贵族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不得不“自隐无名”，流
落四方，后来，他西行去秦国。经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知道老
子将远走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的《老子》。相传老子出关时，
骑着青牛飘然而去。
   老子的思想主张，大都保存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共
5000多字。因为它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后来人们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现在我
们所见到的《老子》一书，并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
要思想却是属于老子的。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因此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
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
义》，等等。下面我们就通过《老子》这本书，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
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
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才开
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
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
“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
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
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
   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
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
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覆盖万物。他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
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
造的根源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唯心论的基础。因
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
的威灵。当然，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解放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
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后来有的哲学家
把它发展为定命论，为害颇大。
   “无为而治”。老子的“道论”，基本上可概括为“天道自然观”。所以老子的人
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人当法道，顺其自然。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呢？他认为最好是
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
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在老子看来，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
就是这个意思。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来治理国家，他反对加重人民税收，反对拥
有强大的兵力，他说过：“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第三十一章》）他
同时也反对工商业，反对知识和文化。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
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扑，少私寡欲，
绝学无忧。”（《第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不要“圣智”、“仁义”、“巧
利”，国家就大治了。这三种东西不足以治国，最好的办法是，使人们着意于“朴素”，
少有“私欲”，不求知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
   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不现实的，他为了反对当时的剥削制度，从而反对一切社会制
度。为了反对剥削阶级的文化，从而反对一切文化。为了反对欺诈，从而反对一切知识。
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他以为只有抛弃了智慧，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只有抛弃了文化学
问，才能免于忧虑，这种愚民政策，也被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利用。
   那么，老子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什么呢？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他说：“小国寡
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
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老子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
老子说过，人民为什么过着饥寒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取赋税多的缘故。“民之
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五章》）。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第七十四章》）这反映了老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却
是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应当看到，老子的这一举动是抨击奴隶
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它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相反相成。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观察了自然界的变化，
生与死、新与旧的相互关系，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成与败、福与祸等对立的双方的
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一书中，还深刻地论证了
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过，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
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互相对立而有了顺序。
总之，老子承认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物极必反，是说事物在变化中向它相反的方面过渡，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
反的东西。因此，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必须去掉那些极端的、过分的措施，否则，就
会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就会丧失天下。他认为，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懂得以柔弱
胜刚强的道理。为了证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的道理，他举了许多的例子。他经常用水
来比喻自然力量的伟大，比喻人类高尚的品质。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
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
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水的，
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柔的战胜刚的，弱的战胜强的，天下没有人不懂的，可是没有
人能做到。老子又举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木强大就会摧折的例子。但他把弱能胜强，
柔能胜刚，当作绝对的规律，没能认识到这种互相转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
尽管如此，老子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柔弱的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
量是不可战胜的道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春
秋末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提出这一观点，也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说过，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产生
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的远行，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见
《第六十四章》）
   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同时，他
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老
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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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3:59
4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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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规范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
《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
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
《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
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
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
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
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
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
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
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
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
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
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
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
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
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
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
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
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
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
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
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
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
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
《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
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
现。”孔子主张“仁”，孟子重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
公》）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
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
说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
做呢？孔子却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
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站在一旁的公
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
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表现，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
易和有畏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就是说，学生心理
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
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
路、颜回，子贡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
   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
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
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
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
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材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有
一次，子贡引《诗经·卫风·淇奥》篇上的话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谓与？”
   （《论语·学而》）意思是，《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
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子夏是孔门晚辈中的高足，长于文学。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的诗句，向孔
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
是，《诗经》上说：有酒涡的脸笑得真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真叫人喜爱呀，洁
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
   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进一步阐明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
义之后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
《诗》了。孔子敢于承认比他小44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孔子能向被教
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儒家学说，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经
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
为四书。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
“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要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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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1
5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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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
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
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
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
（《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
本人手著。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
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
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
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第三种意
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
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
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
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
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
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
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
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
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
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
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
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
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
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
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
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
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
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
子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
滕、魏、鲁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
争霸争利，怎么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
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
孟荀列传》）
   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说：“《孟子》十
一篇”。那么，《孟子》到底是几篇呢？东汉赵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便给十一篇分列
真伪，他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十一篇中的《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
政》，这四篇《外书》是赝品，因而不给它作注解。《孟子》的七篇是《梁惠王》上下
篇，《公孙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离娄》上下篇，《万章》上下篇，《告
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孟子》一书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
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两篇，
到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后来加以沿用。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它翔实地记载了
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
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
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儒家经典。《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
《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
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
义”。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
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到五
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议礼》、《周礼》、《礼
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
以翻刻，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
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
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后世研究和注释《孟子》的著作很多，其中重要的有三部书，即赵岐的《孟子章
句》，朱熙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以上三部书各有特色，都是研
究《孟子》一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优秀散文。孟子为人耿直豪爽、泼辣大胆，这一性格在《孟子》一书中，得到了充
分的反映。例如，他教导学生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见了梁襄王之后，对人说：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梁惠王上》）以上这些语言，“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塑造了一个栩栩
如生的抒情主人公孟子的形象，这是《孟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语言的高度形象化，是构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极其重要手段。孟子不愧是我国
古代的语言巨匠之一，《孟子》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例如，孟子
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一段话：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精炼准确是《孟子》语言的另一特色。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要好战时，描述了
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
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这好像是一幅画卷，把2000多年前社会阶级对立的情景再现于我们眼前。《孟子》
还特别注意细节的精工镂刻。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管理国家时，他问齐宣王：
“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做国君的该怎么办呢？”宣王被逼得无话可说，《孟子》
一书对这种窘境，只用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既不写脸色，也不记言语，只用
了一个“顾”字，真是画龙点睛。这一描绘，把宣王理屈词穷，只好回过头来左右张望，
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的心理活动，暴露无遗。
   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
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所以《孟子》一书，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同样应该批
判地继承这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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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2
6　《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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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
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
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
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
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
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
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
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
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
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
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
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
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
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
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
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
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
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
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
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
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
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
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
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
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
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
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
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
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
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
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
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
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
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
《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
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
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
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
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
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
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
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
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
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
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
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
《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
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
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
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
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
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
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
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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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2
7　《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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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庄子》一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涉及到伦理、哲学、人生、政治、科学、
艺术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结构的，用庄子的观点说，都是
统属于“道”的。也就是说，一部《庄子》不外为了说明一个“道”字。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
北）人。他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他一生视仕途为草芥，除
做过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外，不追逐官禄，因而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之外，有时
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在“穷闾陋巷”，人瘦得“槁项黄馘”。
   庄子是一位蔑视权贵、鄙视利禄，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家。他尖刻、猛烈地抨击
当时罪恶的社会。什么圣人、王公大人、圣王之法、仁义礼乐，都给他骂得痛快淋漓。
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他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
箧》），直接把矛头指向暴君。他生活的宋国，当时宋王偃“射天笞地”，荒淫无道，
不得人心，庄子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奋笔疾书，直抒胸怀。司马迁也说过，庄周“作
《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
   在《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拒绝去楚国做官的事。楚威王派使者北上邀请庄子，
答应给庄子高官厚禄。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他对使者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
3000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就这个神龟来说，是愿意死后使它的骨甲得到重
用，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着呢？我看它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行。
庄子婉言谢绝邀请，使者只好南归。庄子用久已死去的神龟被供奉比喻官爵受吹捧，在
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名而已，他宁可像活龟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也不进入官场以示显赫，
宁肯生活贫寒，钓鱼维生，也不追逐官禄，这是他对现实不满的超然态度。因此他愤世
嫉俗，“终生不仕”。庄子一面鞭笞现实，一面同情劳苦人民。他在《达生》篇中，还
记述了庄公为满足私欲，让东野稷拚命地表演赶车技术，而累坏了良马的故事，表达了
对东野稷的同情。庄子还赞美过杀牛技术纯熟的庖丁、斫轮工匠、运斤成风的石匠、制
锯的梓庆，这些说明庄子和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接近。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为10余万言，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
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
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论。大多数论者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
学派的论文汇编。后人注解《庄子》很多，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清末王先谦《庄子集
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庄子》既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汇编，那么其思想内容是不会纯一的，但其主体思想，
毕竟是庄周的思想，其理论主要是庄周的理论。庄子的哲学，庄子思想的核心，都在一
个“道”字上。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
有神的主宰。所谓“道”，是天地阴阳之间共同的东西。道字在《庄子》中出现过362
次，作为道家之道在《庄子》中是什么意思呢？《大宗师》篇描述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庄子看来，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本质是虚无的。他承认物质是运动变化
的，如一年的春夏秋冬，“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天道》）他也认为事
物可以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穷则反”（《则阳》）。
可见，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还承认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他在《至乐》篇中，讲了
一个用待人的方法去养鸟的故事：鲁国国君十分喜欢养鸟，有一次，他得到一只羽毛十
分美丽的小鸟，不敢把鸟放在露天的花园里，而把它迎进庙堂，派人献酒送肉，又命令
乐工奏乐曲，搞得鸟儿晕头转向，不吃不喝，第三天就死在笼里。
   但是，庄子却过分抬高了无形的道，贬低了现实的感性世界，他认为生命不过是暂
时的存在，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无界限差别的，而后来发展
到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使庄子原先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
的思想，走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
   庄子在政治上是主张“无为而治”的，他认为，帝王要“以无为常”，“帝王无为
而天下功”（《天道》）。在庄子看来，为人处世应是不偏不倚的，不去伤害别人，也
不施舍，不与人争财物，自食其力。因此他主张遵循“中道”，这样可以保身，可以舍
生，可以养亲，可以终年。他劝人们“顺其自然”，不要以好恶损伤天性，应听任自然
变化。“顺其自然”反映了庄子自我解脱的内心世界。他从厌世思想出发，发展到“以
死为至乐”，在庄子看来，人类的产生是道的物化，而每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道的物化。
所以，他妻子死的时候，认为妻子的死是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他
不但没有痛哭流涕，竟“鼓盆而歌”（《至乐》）。他自己临终前，也反对弟子厚葬，
他说，要与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总之，以万物为赍送。
   道是自然之道，人性是人自然之性，无为而治是任民之自然而治，艺术是主观自然
与客观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这样说，一部《庄子》基本可用“自然”二字概括。
《庄子》一书的作者，用以表述“自然”这一概念的，大都是个“天”字，或者“天地
之道”等。
   《庄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感兴趣的一本书，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
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
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在美学家眼里，多以为庄子
开辟了有别于儒家的美学系列，对中国的艺术影响深远。在语言学者看来，庄子是一位
语言大师。
   《庄子》语言之丰富生动，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是无以伦比的，他第一次提出了寓言、
小说的概念，创造了近200个寓言故事，开创了以虚构的手法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被
称为“诙谐小说之祖”。在气功师眼里，认为气功中的踵息法、缘督以为经皆源于《庄
子》。
   在今天，《庄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亦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这是值得
我们中华民族自豪的！当然我们在阅读研究《庄子》时，必需看到他思想中有积极和消
极的两个方面。如它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这是进步的要求，是积极的一面；它的
虚无主义的东西是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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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3
8　《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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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注曰：荀子“名况，赵人，
为齐稷下祭酒。”颜师古注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也有的说“荀”、
“孙”古代同音，两种说法都能成立。“三十三篇”可能是“三十二篇”之误。刘向的
《荀卿新书叙录》载孙卿书322篇，除去重复的290篇，定为32篇，这与现在通行的《荀
子》32篇基本相符。《隋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12卷，
这大概是刘向编订的32篇本。《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这是唐代杨倞又重新编定的
32篇本，也就是现在的通行本。杨倞本与刘向本的区别只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杨倞改
书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
   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
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关于《荀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学术界也有
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荀子》32篇全是伪书，其代表是吕思勉、杨筠如。另一种看法是
《荀子》32篇全是荀况所作，其代表是杜国痒。第三种看法是《大略》以下6篇，是荀
子弟子的作品，其代表是郭沫若、梁启超、余德建等。其中余德建认为，这几篇是汉武
帝、汉宣帝时的儒生伪撰，根据是书中引用了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大戴
礼记》的文字。我们认为，前两种看法过于偏激，第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
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
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
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
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
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说：
   如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怎么不把天当作一种物来畜养它，控制它？如其
顺从天而颂扬它，怎么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时坐等它的恩
赐，怎不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
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
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说：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
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
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只要思想方法对头，也不妨碍成为君子。
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头，也免不了成为小人。人们的祸福与人的相貌无关，而
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这就揭穿了唯心主义相术的骗人把戏。
   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中。
在《解蔽》篇中，荀况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一唯
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
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凝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他认为，人们认识
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
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对正道三心两意则必然迷惑。
   这就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正名》篇中，荀况强调了感性认识的
作用，他说：人都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能力，然而只有依靠听觉器官才能辨别
声音的不同，依靠视觉器官才能辨别形状的不同，所以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
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感觉器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它，
心对它考察了而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人们没有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
根据感官接触外物而确定名称同和异的情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况主张
“实”决定“名”，“名”一定要符合“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劝学》篇中，
荀子谈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
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
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地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
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
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
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
仪。因此，荀况特别注重后天学习教育的作用，从而批判了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论”。
荀况谈论人性，虽然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但他能从人对物质
生活的基本要求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
性质。
   荀况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
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
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他在《王制》篇开头便说：“贤能不待次
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虽王公士大夫之
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就彻底否定了孔孟赞扬的封建世袭制。
   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
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
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
利益更有利；不爱护它就重用它，不如先爱护它然后再重用它更为有效。荀况认为，只
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
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人民才能
安居乐业。
   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况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
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
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
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目的。荀况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
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非十二子》、《儒效》两篇，主要是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乐论》主要阐发
了荀况的音乐理论及其社会的作用。
   《议兵》主要阐述了荀况的军事理论。《赋》运用诗歌文学语言，阐述了荀子学派
的政治主张。《大略》以下6篇，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有些思想与荀
子思想不尽一致。总之，《荀子》一书是我们研究荀况思想和荀子学派的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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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3
9　《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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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劳力者之哲学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
由于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
的呼声，因此，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
派思想资料的总集。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
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
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
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
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
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
《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
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
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
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
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
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
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
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
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
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
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
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
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
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
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
《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
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
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
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
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
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
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
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
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
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
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
《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
“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
“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
三表也。”
   （《墨子·非命上》）墨子还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
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
有“实”作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
相信“天志”，他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
在，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墨家的唯物论思想还有缺陷，还不彻底。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
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
“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
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
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
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
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
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
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
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
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
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
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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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4
10　《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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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
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
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
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
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
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
《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
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
《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
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
《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
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
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
“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
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
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
也。”
   （《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
“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
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
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
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
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
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
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解老》）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
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
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这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理”是区别各种事物的
特殊规律。
   “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
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
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
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韩非又说：“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
下皆以民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
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
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它标志着人们的
抽象思维水平又有了飞跃，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
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
以他称之谓“天明”、“天聪”、“天智”。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
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
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
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
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
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他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
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合。”
   （《扬权》）在检验认识标准上，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
   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
   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
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
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他称之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
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
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
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
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
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韩非对矛盾的转化条件，
也作了辩证的解释。如国家的强弱，他认为关键是实行不实行法治。“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祸福的转化条件，他认为
关键是“行端直”和“骄心生”这两个条件。“行端直”，则祸能转化为福；“骄心
生”，则福能转化为锅。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
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
韩非又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了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
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
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当时，韩非的
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初见秦》、《存韩》是韩非的上秦王书。《难言》、《说难》、《孤愤》是韩非
被囚禁秦国时写的，借以抒发自己的孤独愤闷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弑
臣》、《六反》，重点揭露奸臣、儒生、侠客、纵横家和商人对国家的危害，必须对他
们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显学》篇，是韩非对儒、墨两大学
派的学术批判，重点是批判儒家学派，为推行法治理论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
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画鬼最易”
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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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4:04
11　《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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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
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
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
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
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
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
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
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
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
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
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
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
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
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
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
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
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
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
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
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
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
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
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
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
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
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
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
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
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
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
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
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
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
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
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
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
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
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
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
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
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
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
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
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
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
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
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
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
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
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
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
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
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
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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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2
12　《白虎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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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
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
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
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
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
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
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
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
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
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
《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
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
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
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
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
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
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
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
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
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
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
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
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
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
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
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
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
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
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
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
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
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
‘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
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
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
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
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
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
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
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
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
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
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
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
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
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
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
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
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
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
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
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
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
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
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
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
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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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2
13　《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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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
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
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
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
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
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
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
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
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
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
治的“秩序”。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
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
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
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
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
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
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
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
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
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
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
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
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
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
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
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
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
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
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
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
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
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
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
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
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
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
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
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
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
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
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
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
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
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
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
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
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
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
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
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
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
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
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
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
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
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
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
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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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3
14　《五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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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
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
《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
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
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
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
《五经正义》，因国子祭酒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故由他负责此事。《五经正义》
撰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五经正义》的卷数，因版本不同，说法亦各异。目
前流行的说法是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尚书正义》20卷，《周易正义》14
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
40卷，《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
60卷，共193卷。据《十三经注疏表》（宋绍熙年间黄唐合刊）：《毛诗正义》70卷，
《周易正义》10卷，《尚书正义》20卷，《礼记正义》63卷，《春秋左传正义》60卷，
共223卷。现在由中华书局排印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其卷数与此表同，此书附
有清阮元撰的校勘，易于读者理解掌握，为目前最佳版本。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由于经书成书年代早，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
简略不详，给后人学习带来不少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之风便盛行起来，常常一部
经书就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
余杂说，对前代繁杂的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难解之处，所以
《五经正义》便依据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一部典型的以疏
解经的著作。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
韩三家为今文经学，被朝廷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出现较晚，是古文经学，至东
汉章帝时才得立于学官，其主要著作为《毛诗故训传》30卷，此书为历代古文经学家所
推重。东汉兼通今古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撰有《毛诗传笺》，为《毛传》作注。《郑
笺》以宗毛为主，但也并非全部申毛说。其时，他已完成《礼记注》，故为《毛传》作
笺时，常用《礼》注《诗》，还用自己的观点注《诗》，阐明《毛传》中不明确之处，
或用三家说申毛说，或用三家说难毛说。书成之后，影响颇大，《毛诗》地位日益稳固，
“三家诗”逐渐走向衰微。由于《郑笺》与《毛传》多有异同，经学界或申郑难毛，或
申毛难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南北朝时，北朝兼崇毛、郑；南朝崇毛，但郑、毛之异同也是争论的热点。孔颖达
等撰《五经正义》时，调和毛郑两家之说，作为《诗经》的注。又用刘焯《毛诗义疏》、
刘炫《毛诗述义》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毛诗注疏》，即《毛诗正义》。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充满迷信色彩，汉代逐渐寝流于谶纬。三国时魏国的著名
玄学家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作《周易注》。书中革除汉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
“互体”、“卦变”来牵强附会、“按文责卦”的弊端，注重领会和把握《周易》中所
包含的根本义理。他还用《老》解《易》，以玄理统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阐发玄学
思想，使《周易》面貌为之一新，远远高于汉儒解《易》的水平。故唐代撰《五经正义》
时，认为王弼的注“独冠古今”，选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王弼的《周易注》中
包括《经》的部分，即六十四卦的卦爻辞，另有《传》的《文言》、《彖辞》、《象辞》
三部分。其余《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部分由晋人韩康伯继承王弼
思想而续注，这一部分韩注被合于王弼注中，收入《周易正义》中。
   《五经正义》为《尚书》选取伪孔安国传为正统注本，遭到后代学者非议。汉初，
社会上通行伏生传《尚书》29篇，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
《尚书》，由孔安国整理献出，为《古文尚书》。魏晋之际，《古文尚书》亡佚。东晋
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奉上孔安国的《尚书传》及《古文尚书》58篇，其中有33篇与
《今文尚书》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当时无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唐代修《五经正义》
时也自然选其为正统。至清代，已考定《尚书传》与多余的25篇《尚书》均为伪造。
《尚书正义》中经的部分即包括与《今文尚书》相符的33篇和伪造的25篇，传文即是伪
造的孔安国的《尚书传》。故经学家多认为据伪传疏解的《尚书正义》不足取。
   《礼记正义》选用东汉郑玄的《礼记注》。《礼记注》内容详实，素为儒士所重，
许多人为其疏义。至唐初，尚存有皇侃、熊安生二家。唐修《礼记正义》，以皇侃的义
疏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补其不足之处。
   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撰《春秋经传集解》30卷，将《春秋》
经文按纪年配合于《左传》前面，并为之作注，是现存最古的《左传》注本。至唐修
《五经正义》，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春秋左传正义》。
   《五经正义》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疏解时一般不突破原书的范围。如《毛诗
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
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
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
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
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五经正义》引用大量史料诠释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详于文字训诂，为后人研
读经书提供了方便。书中包含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是研究者的宝贵资料。《五经正义》的撰著过程中，采摭旧文，取材广泛，汇集了汉魏、
两晋南北朝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权
威性。
   由于《五经正义》具有很高的学术权威性，又是朝廷颁布的官书，故士子相传习诵，
不易亡佚。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
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
   虽然不少人批评《五经正义》在疏解上颇多烦言赘语，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
没。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
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
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
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
的颁行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
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
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
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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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3
15　《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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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
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四书集注》是《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作者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
   《四书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有
《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
   朱熹是一位学问渊博的经学家，一生为编撰《四书集注》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
从30岁起便开始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下功夫。隆兴元年（1163年），他曾取
二程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撰成《论语要义》。后又作《论语训蒙口义》，以便于童子
习学。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等几家之
说，加工荟萃，条疏整理，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后改名为《集义》。在
以上两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加工，于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论语集注》和
《孟子集注》。因在注释《论语》、《孟子》时，大量引用了二程及他人的说法，故以
《集注》命名。
   《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篇章，至宋代时被单独抽出。朱熹对二书加
以注释，并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后都进行总括。尤其是《大学》一书，朱
熹以程颐的《改正大学》为底本，将《大学》分为“经”1章，传10章，重新编排了章
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还按照自己的意思编撰了一篇“格物传”补入《大学》中。朱
熹对《大学》、《中庸》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故名之为《大学章句》和《中庸章
句》，完成时间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
   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直至临死前仍在修改
《大学章句》中“诚意”章的注。真可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和作法，非常尊
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让三者与《论语》并列。他在《大学
章句》中推论说，《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传，是
“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总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创立，再经过曾
参、子思传至孟子，形成了这样一个儒家道统。但再往后，这个道统就中断了。直至宋
代，才出现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颢、程颐，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统才得以继续。这
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四书集注》的编排次序，也颇具深意，将《大学》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
后才是《论语》、《孟子》。在朱熹看来，《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初学者应先
学《大学》，然后再学其他。《大学章句》内容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是理学之伦理、政治、哲学的基本纲领，包含
了理学之主要内容，所以朱熹特别看重它。《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重要著作，
是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
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学》和
《中庸》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们的地位可“至比六经”，或在
六经之上。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书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学风格。在文字训诂方面，他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力求通达和洗练。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也难免会有错误，后经清代学者加以指出改
正。朱熹注释《四书集注》，不局限于烦琐的考据，更多的是从整体上探求与把握原书
的思想体系，因而，他对古代儒学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较深入。《四书集注》很重视义理
的阐发，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书中的注解对我们理解原书的意思有一定的帮助。但
朱熹并不是只作诠释文字和解释阐发原文义理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观点巧妙地贯穿其
中，有时甚至不惜增加原书内容或改变原书的顺序。当然，在作改动的地方，他都加了
说明，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比较严肃的。
   《四书集注》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
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
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
   如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为：“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
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
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这是说，一切事物的属性都是最高的天理所
赋予的。同样，对《中庸》所提出的“诚”这一概念，朱熹也将其解释为天理的属性，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达到诚，则为“人事之当然”（同上）。
   这就把“诚”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解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孟子集注》解释为：“此言理之
本然也，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这一
解释，轻而易举地把原先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阐发为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了。
   关于“格物致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挥挥洒洒写了143字的“传文”，以补
原书之“缺”，集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认识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
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理精粗无不到，而吾心
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在注解中，他又对“格物致知”作
了解释：“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尽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
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在这里，朱熹把认识的过程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格物穷理”，或“格物明理”；第二阶段就是“致知”，推极
心中固有的知识，从而达到无所不知。就认识论来看，朱熹所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由
于他要穷知的并非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是“天理”，这就把认识论纳入了客观唯
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了。
   《四书集注》还着重阐发了“仁政”思想。如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解释为：
“民富，则君不致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
也。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朱熹所论民与君之关系。
   完全继承孔孟之仁政思想，与他做官时的为政之道也是相符的。反对横征暴敛、竭
泽而渔，正是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见，朱熹是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一分子。
   《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
作。
   朱熹一生著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四书集注》，故《四书
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注释儒家之书者不下成百上千家，独《四书集注》能长期流
传，历久不衰。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
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
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
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
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
《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
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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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4
16　《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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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
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
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
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
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
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
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
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
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
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
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
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
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
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
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
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
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
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
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
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
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
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
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
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
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
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
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
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
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
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
《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
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
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
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
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
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
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
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
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
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
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
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
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
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
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
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
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
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
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
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
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
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
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
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
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
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
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
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
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
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
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
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
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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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4
17　《焚书》、《续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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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
盖有两则有对”
   明代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艰难生长的资
本主义萌芽遭受腐败政治与封建经济的摧残，发展极其缓慢。在历史的发展面临重大抉
择的关头，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被封建卫道士
们视为“狂人”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抨击时局，揭露假道学和封建礼教的勇敢
斗士。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
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
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
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
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
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
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
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
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
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
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
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
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
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
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
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
·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
   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
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
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
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
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
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
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
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
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
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
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
《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
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
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
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
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
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
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
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
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
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
“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
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
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
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
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
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
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
《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
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
“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
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
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
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
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
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焚书》卷6和《续焚书》卷5收集了李贽的很多诗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们
可从中看出他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又可察觉出他沉湎于佛经而产生的苦闷徬徨。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力作。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
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
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
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以后也果然于明
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
为后世之楷模，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他当作反孔的先驱。“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
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
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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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4
18　《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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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
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
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
“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
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
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
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
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
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
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
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
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
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
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
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
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
《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
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
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
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
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
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
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
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
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
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
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
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
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
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
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
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
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
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
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
“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
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
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
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
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
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
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
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
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
“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
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
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
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
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
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
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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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5
19　《定庵文集》、《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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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开风气不为师”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
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
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
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
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
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
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
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
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
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
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
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
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
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
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
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
《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
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
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
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
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
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
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
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
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
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
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
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
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
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
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
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
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
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
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
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
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
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
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
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
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
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
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
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
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
“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
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
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
（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
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
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
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
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
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
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
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
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
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
《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
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
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
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
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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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5
20　《天朝田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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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
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十分严重。全国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而80％的农民没有土地。
   在江淮流域、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有百顷、千顷的地主；形成“田主不知耕，耕者
多无田”的局面。广大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所以，他们都渴望着有自己的土地耕种。
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
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
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
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
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
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
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
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
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
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
“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
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
“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
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
“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
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
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
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
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
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
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
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
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
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
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
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
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
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
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
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
   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
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
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
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
持长达18年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
《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
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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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6
21　《大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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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
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
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
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
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
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
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
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
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
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
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
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
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
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
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
《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
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
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
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
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
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
“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
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
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
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
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
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
《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
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
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
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
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
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
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
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
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
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
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
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
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
“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
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
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
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
“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
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
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
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
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
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
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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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6
22　《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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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
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
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邹容的《革命军》，则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
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
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
论革命书》。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
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
《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不久被迫离开日本，于1903
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
动。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
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
题签。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
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
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
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
“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20岁。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
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
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
论。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
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
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
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
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
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
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
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
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
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
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
   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
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
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
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
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
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
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
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
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
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
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
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
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
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
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
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
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
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
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
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军》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
复仇情绪，导致他写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错误词句。在愤怒指责
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等大国
主义思想。我们不可苛求前人，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
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
《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
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
乡沪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震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
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
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
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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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7
23　《警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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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
言。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天华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其中尤以《警世钟》、
《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
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
《西行漫记》）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他父亲陈
善，是个贫穷的村塾教师。1901年，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天
华悲痛万分，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1903年3月，29岁的陈天华，由新
化实业中学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1903年秋，天华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便撰写了《警世钟》。是年年底，
天华回到湖南长沙，与黄兴组织华兴会革命团体。
   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天华再度去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
天华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参与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
   当时清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
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8000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
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
夜，他留下了近3000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
殉国，时年31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
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
钟》，全书约23000字，分为30个自然段。它是用这样的七言诗句开头的：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文言文风行的时代，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警世钟》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也
是一种可贵的移风易俗的举动。文章辟头，作者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嗳
呀！嗳呀！
   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
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
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
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枪林炮
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
世界；……唉！好不伤心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真是发人深醒！那么，中国
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民族危亡呢？作者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于清王朝的腐败。
   作者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
中国被豆剖瓜分了；满洲政府已是“洋人朝廷”了。清政府已成为“洋人朝廷”这个根
本性的问题，这是陈天华最先公开指出的。真是“石破天惊”，这一观点的出现，在爱
国人士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新的觉悟——反封建必须反帝。
   面对列强的侵略，该怎么办呢？作者以炽热的爱国感情，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万
众一心，齐心杀敌：“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
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
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
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
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
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天华还引用了古
今中外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疾呼，要去掉
“东亚病夫”的称号，全体国民必须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抗敌必须有强壮的身体、高超
的技能和勇于报国的精神。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
国罢了，一定还要火种。”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
政府压制汉人。”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
能救得中国。”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第五，“须知种族
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
随他怎样的。”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
不可用野蛮排外。”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
   作者又提出十条奉劝：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第二，奉劝当兵的人，
要舍生取义。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
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第
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第九，
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书的末尾，陈天华慷慨激昂地说：“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
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
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
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
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陈天华是中国人昏睡未醒之际，奋起撞击警世洪钟的敲钟人。在他的著作中，他注
意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所以，在帝国
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陈天华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比当时一般资产
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因此他大声疾呼，
要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陈
天华却高举反帝的旗帜，冲锋在前。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天华主张
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为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朝廷”，成为列强侵略中
国的工具。
   可见，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
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
想家。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
局限性。如《警世钟》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
合起来等不足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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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7
24　《孙文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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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
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
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
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
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
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
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
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
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
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
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
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
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
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
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
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
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
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
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
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
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
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
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
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
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
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
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
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
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
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
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
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
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
“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
   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
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
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
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
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
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
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
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
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
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
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
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
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
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
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
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
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
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
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
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
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
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
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
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
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
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
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
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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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7
25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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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史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
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
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
·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
“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
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
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
《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
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
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
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
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
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
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
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
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
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
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
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
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
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
《尚书》被人重视。
   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蹟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
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
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
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
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蹟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
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蹟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
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蹟的《尚书》为伪书。这一
来，梅蹟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蹟的古文《尚书》
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
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
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
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
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
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
《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
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
《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
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
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
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
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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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8
26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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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
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
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
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
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
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
《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
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
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
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
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
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
《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
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
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
《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
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
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
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
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
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
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
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
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
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
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
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
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
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
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
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
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
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
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
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
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
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
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
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
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
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
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
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
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
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
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
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
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
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
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
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
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
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
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
的毛病；
   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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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8
27　《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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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简而要，其事洋而博”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
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
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
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
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
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
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
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
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
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
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
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
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
《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
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
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
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
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
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
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邲（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
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
   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
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
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
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1977年人民出
版社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内附陆氏《经典释文》的有关注文，改名为《春秋左
传集解》出版，此为目前最好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
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
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
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
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
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
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
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
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传》则
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
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
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
《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
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
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
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
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
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
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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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9
28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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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国别史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关于它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
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汉时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吴国
的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都持此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得知《国语》的成书经
过为：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
明，但他“雅思未尽”，根据传注《春秋》时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编著了一本《国语》。故《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春秋左氏传》被称为《春
秋内传》。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
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记载《国语》为21卷，与今本相同。其体
例是分国记载，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书》9卷、《郑语》
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年），下至韩、
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但《国语》不是编年体，它是以国分类。《国语》
中《周语》排在最前面，内容也很丰富，它又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并列，所
以又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分国史体例。《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
占整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国的记载就很简略了，如《郑语》，仅记载了桓公与
史伯的对话。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国语》与
《左传》之间的关系，有继承，又有发展。《国语》记事与《左传》相同者有60余事，
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8事与《左传》不同，可见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
记周王室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10王
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
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
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
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
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
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
   《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
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
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
《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
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
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
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风：“周鲁多平衍，
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
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
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
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
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
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
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
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
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
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
《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
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
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
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
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
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
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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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19
29　《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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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纵横之术”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
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
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
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
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
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
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
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
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
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
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
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
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
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
《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
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
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
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
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
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
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
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
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
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
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
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
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
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
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
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
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
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
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
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
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
《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
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
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
《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
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
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
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
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
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
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
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
《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
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
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
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
《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
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
“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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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0
30　《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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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
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
《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
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
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
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
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
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
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
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
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
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
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
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
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
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
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
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
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
“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
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
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
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
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
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
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
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
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
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
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
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
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
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
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
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
“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
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
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
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
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
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
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
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
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
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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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0
31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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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
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
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
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
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
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
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
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
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
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
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
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
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
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
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
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
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
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
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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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0
32　《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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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
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
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
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
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
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
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
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
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
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
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
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
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
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
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
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
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
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
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
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
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
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
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
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
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
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
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
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
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
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
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
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
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
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
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
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
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
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
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
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
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
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
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
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
《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
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
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
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
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
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
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
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
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
·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
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
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
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
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
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
《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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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1
33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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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
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
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
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
“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
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
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
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
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
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
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
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
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
（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
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
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
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
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
《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
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
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
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
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
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
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
《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
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
《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
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
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
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
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
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
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
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
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
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
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
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
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
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
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
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
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
《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
《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
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
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
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
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
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
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
《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
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
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
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
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
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
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
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
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
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
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
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
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
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
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
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
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
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
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
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
可以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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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2
34　《前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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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
《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
（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
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
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
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
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
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
《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
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
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
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
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
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
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
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
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
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
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
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
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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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2
35　《后汉书》、《续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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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
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
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
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
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
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
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
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
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
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
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
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
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
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
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
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
“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
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
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
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
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
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
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
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
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
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
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
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
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
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
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
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
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
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
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
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
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
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
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
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
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
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
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
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
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
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
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
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
《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
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
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
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
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
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
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
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
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
《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
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
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
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
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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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3
36　《后汉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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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
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
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
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
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
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
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
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
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
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
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
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
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
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
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
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
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
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
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
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
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
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
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
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
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
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
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
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
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
“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
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
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
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
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
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
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
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
《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
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
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
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
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
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
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
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
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
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
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
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
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
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
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
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
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
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
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
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
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
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
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
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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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3
37　《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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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
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
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
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
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
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
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
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
—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
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
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
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
《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
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
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
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
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
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
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
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
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
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
寿彝先生说：
   “《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中
国史学史教本》上册，第51页）。这话是很确实的。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
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
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
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
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
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
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
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
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
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
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
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
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
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
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
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
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
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
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
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
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
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
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
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
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
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
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
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
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
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
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
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
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
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
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
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
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
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
“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
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
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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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4
38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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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
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
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
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
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
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
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
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
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
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
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
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
（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
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
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
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
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
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
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
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
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
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
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
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
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
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
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
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
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
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
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
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
《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
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
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
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
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
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
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
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
《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
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
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
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
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
《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
《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
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
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
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
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
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
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牴牾之处甚多。《晋书》在这一点上，一直受到讥评，清人
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
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
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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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4
39　《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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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
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
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
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
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
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
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
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
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
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
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
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
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
“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
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
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
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
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
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
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
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
《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
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
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
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
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
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
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
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
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
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
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
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
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
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
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
《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
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
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
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
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
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
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
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
（《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
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
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
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
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
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
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
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
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
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
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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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4
40　《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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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叙得法，有补益于世”
   《南齐书》原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北齐书》区别，才在书名前冠一“南”字。
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萧宝融
被废（502年）。全书原为60卷，《自序》一卷早已亡佚，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志11
卷、列传40卷。作者是南朝梁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南齐的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
子。齐亡时，他14岁。在梁朝，他因好学多才，而得梁武帝的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
徒主簿、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出生于齐武帝
永明六年（488年），病故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7年），享年60岁，因其恃才傲物，得
谥曰“骄”。
   萧子显才思敏捷，勤于著述，一生撰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
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和文集20卷等。
可惜，现存之作只有《南齐书》了。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江淹曾受齐明帝诏撰史，他写成了《齐史》十志。另
外沈约有《齐纪》20卷，吴均有《齐春秋》30卷，王逸有《齐典》5卷，熊襄有《齐典》
10卷。
   这些都给萧子显撰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取的撰述经验。
   梁武帝天监年间吴均要求撰写齐史，未获准许，萧子显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
经过几年的努力，书成上奏，武帝下诏付秘阁收藏。
   《南齐书》的史料比较真实可靠。书中的许多史事为作者所亲历目睹，是亲见亲闻
的第一手材料。齐梁嬗代，未经战乱，原始档案材料保存完好，萧子显撰史又得到政府
许可，所以他的文字材料是完整而又具权威性的。《南齐书》成书之时，南齐的遗臣大
多数都还健在，就是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是身历宋、齐、梁三朝的人物，这些人既可以
为撰史提供活的材料，又可以对《南齐书》的历史记载进行检验、鉴别。《南齐书》经
时人认可，才被作为国家典籍收存，可见它的历史记载是大致可靠的。
   书中对于生产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如《沈文季传》记载唐璘之领
导人民起义，揭示人民在残酷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斗争，资料珍贵。《竟陵文宣王子良
传》叙述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农业生产、阶级剥削等状况，
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中无《食货志》的缺憾。《张敬儿传》言及
镇压蛮人的情况，列传中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记载各民族事务，
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
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
《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
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
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
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
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
《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
《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
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
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
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
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
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
《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
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
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
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
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
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
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
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
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
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
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
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
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
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
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
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
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
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
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
《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
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
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
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
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
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
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
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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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5
41　《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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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
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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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5
42　《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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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
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
《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
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
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
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
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
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
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
《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
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
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
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
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
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
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
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
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
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
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
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
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
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
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
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
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
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
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
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
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
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
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
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
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
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
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
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
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
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
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
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
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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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6
43　《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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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
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
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
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
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
（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
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
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
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
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
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
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
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
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
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
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
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
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
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
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
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
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
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
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
（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
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
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
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
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
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
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
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
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
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
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
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
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
《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
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
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
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
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
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
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
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
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
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
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
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
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
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
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
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
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
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
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
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
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
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
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
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
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
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
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
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
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
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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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0 15:26
44　《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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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
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
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
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
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
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
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
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
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
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
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
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
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
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
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
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
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
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
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
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
《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
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
《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
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
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
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
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
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
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
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
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
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
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
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
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
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
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
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
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
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
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
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
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
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
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
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
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
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
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
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
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
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
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
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
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
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
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
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
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
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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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1 08:51
45　《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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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
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
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
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
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
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
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
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
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
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
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
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
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
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
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
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
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
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
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
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
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
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
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
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
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
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
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
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
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
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
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
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
《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
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
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
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
《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
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
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
“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
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
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
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
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
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
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
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
《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
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
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
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
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
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
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
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
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
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
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
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推八柱国家。可见门阀观念在作者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周书》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唐初不少功臣、显贵的先人都立了佳传。唐初宰相杜如晦的曾伯
祖杜杲，在北国原无突出事迹，《周书》勉强为其它传。后梁傀儡皇帝萧詧被美化得
“盖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原因就在于他的孙子萧瑀是当朝宰相。今狐德棻还在书
中对自己的先人加以吹捧。这类问题在唐修五代史中普遍存在，但《周书》表现得明显
一些。另外，《周书》在材料考订和编排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周书》流传到北宋初外已经残缺，大约有5卷全缺，有3卷缺少大半。现经后人辑
补，大致恢复了原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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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1 08:51
46　《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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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
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
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
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
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
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
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
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
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
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
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
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
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
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
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
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
《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
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
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
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
《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
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
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
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
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
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
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
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
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
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
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
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
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
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
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
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
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
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
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
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
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
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
《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
《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
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
《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
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
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
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
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
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
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
《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
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
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
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
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
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
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
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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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1 08:52
47　《唐律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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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
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
《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
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
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
“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
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
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
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
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
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
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
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
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
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
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
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
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
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
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
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
《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
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
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
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
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
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
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
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
“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
   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
   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
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
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
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
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
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
   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
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
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
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
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
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
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
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
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
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
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
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
《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
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
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
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
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
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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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1 08:53
48　《南史》、《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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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次别代，共为部帙”
   《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作者李延寿。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
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
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
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
   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他撰写《南史》、《北史》，是继承父
亲李大师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年）曾任窦建德的礼部侍郎。他有感于南北朝长期
分裂、互相敌视，致使历史记载不能周悉完备，统一后南北思想隔阂不易消除的状况，
决心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历史要求。他为此作了一些编纂工作，
可惜过早辞世，使他的宏愿未能完成。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他的生卒
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年
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
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
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
的《太宗政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
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
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
《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
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
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
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
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
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
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
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
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
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
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
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
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
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
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
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
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二史贯通各朝，不像八书各自为书，必然会删除很多互
相重复的记载，这是李延寿工作的重要部分。另外李延寿还有意识地进行了史实和文字
记载的撮要删烦工作，最突出的是删掉了很多八书本纪中的诏令、策文和列传中的奏议、
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史料价值极少，二史把它们完全删除。有的比较重要，李延寿则以
数语概括出来。经过这个工作，史实被突出出来，篇幅却大量减少了。李延寿把537卷
的八书，删入180卷的二史之中，卷数仅及原著的三分之一、文字仅占一半。由于其卷
数不繁，头绪清楚，叙事突出，读者研习甚便，抄写易成，因而在长时期内，二史比八
书流传得要广泛一些。
   在宋代以前，世人了解南北朝史事，主要是靠《南史》、《北史》。宋代以后校勘
八书，也多用二史来补其缺失。当然简略并不等于精当，李延寿的删削存在着一些不当
之处，对此前代史家已有所批评。
   三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并非单纯节抄八书，他在撰史过程中，又补
益进来大量的史实。八书中的《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北齐承东魏而来，因此魏收不
承认西魏，在《魏书》中只记北朝、东魏历史，不包括西魏史事。李延寿据魏澹撰《魏
书》（已佚），在《北史》本纪中补进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帝纪，在列传中补入西
魏人物传记，使北朝的历史得到完整记载。二史除补入一些八书所无的纪、传外，还对
八书原有的一些纪传作了增补，如在对范缜的记述中，增加了范缜不肯卖论取官的一段
对话和不祠神庙的一段史实，使这位无神论者的战斗性格更为突出。《北史·苏威传》
补入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北史·李谐传》补充南北交往的记载，这些都是很有
价值的史料。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自述：“从此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
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这一方面反映了二史采摭增补材料的丰富，另一方面也
反映了取材的驳杂。二史中对史实增益不当之处，也有很多，其中大多是琐言碎事，以
至一味追求骇视听、资谈助的记事，包括一些荒诞不经，疑神见鬼的迷信内容，成为书
中的芜累。李延寿在撰书时，也订正了八书中的一些史实。他距所记时代较远，这使他
可以改正一些当时讳饰失实的史实，显示出一定的长处。
   《南史》、《北史》在思想上的价值，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它改
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岛夷”与“索虏”的陋习。李延寿认
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编之
四夷”。也指出东晋、宋、齐梁、陈各朝，虽偏安江南，但前后相承300余年，不承认
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不分正闰，给南北朝
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识和作
法，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进步。在具体撰述中，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
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两国交兵不详载”（赵翼《廿
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的作法，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
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
“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
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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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boy77    时间: 2005-10-21 08:53
49　《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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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
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
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
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
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
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
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
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
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
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
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
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
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
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
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
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
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
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
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
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
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
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
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
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
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
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
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
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
“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
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
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
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
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
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
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
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
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
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
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
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
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
《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
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
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
《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
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
不如它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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